李扬：金融改革应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 调整金融体系结构

　　和讯互联网金融消息 2019年4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的“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为主题展开研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发表了开场致词。

　　李扬在演讲中指出，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在经历着40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始终存在。在这样一个实体经济大变化的背景下，金融当然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金融的改革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

　　对于金融改革，应有四方面的重点或方向：

　　第一，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大变化，要调整金融体系结构。所谓金融体系结构改革的方向就是，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这四种类型的金融要合理、协调共进。这个目标是公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第一次提出的，从那之后，应该说有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提出，在商业性金融之外还要发展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任务已经不是纯商业。下一步中国经济要稳定的成长，还需要发挥投资的作用，而现在留下的投资机会相当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都不一定具有商业可持续性。面对这样一些投资对象，紧紧依靠商业性金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发展四种金融并举的战略。

　　第二，产品结构要“定制化、个性化、差异化”。由于中国的金融风险凸现，监管部门推行了要把这样一些非标的产品标准化，场外的金融活动拉回场内，表外的金融活动拉回表内这样一些举措。应当说针对当下的金融风险频发以及监管并没有到位的情况而言，这些举措是对的。但是作为长期发展来说，正如习主席说的，我们还是要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中国的金融机构就满足于那几个存款，就是那几种贷款，而不能满足现在越来越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第三，是数字普惠金融概括在内，也就是发展金融科技来解决普惠问题。普惠是让所有有合理金融需求的人能够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基础上，体面的获得金融服务。但是如果说还基于传统的金融结构，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他无法获取。所以必须开新路，就是“金融科技”。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才能解决传统在普惠金融发展上遇到的问题，首先信息不对称，不及时的问题，但是通过金融科技却可以获得。第二，触达的成本问题，因为普惠金融面对的都是或者是小企业，或者是一个个的个体，甚至是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想要触达传统的金融业是很困难的，我们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第三，可以让所有的活动留下足迹，留下印记，通过对印记的整理、搜集、分析、分配来解决金融业发展所需要的几个要素。

　　第四，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首先涉及到对于金融市场运行最重要的几个指标，比如说利率，比如说汇率，比如说无差异的国债收益曲线。利率如果说不能反映风险，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会引导资源的扭曲配置。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行之多年，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党的十九大“关于金融改革”的时候，是利率市场化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而不是说完成。因此，任务是非常繁重的，目前而我们还没有做好。汇率市场化也一样，如果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体，在世界范围内来配置资源，你就要知道怎样是更加有效率的，决定它是否有效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汇率。如果汇率不能市场化，不能反映国内外相对优势的话，基于它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有可能也是扭曲的。

　　　以下为李扬的演讲实录：

　　李扬：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首先我代表主办方，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同时特别要感谢长期的友好的合作方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各位嘉宾以及来自日本的朋友，感谢你们参与这个会议。

　　大家知道，现在全球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就是，“遇到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作为世界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在经历着40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始终存在。在这样一个实体经济大变化的背景下，金融当然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金融的改革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大家都知道，关于中国的金融改革这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几个主要的金融政策制定部门和监管部门一直在研究，应当说，到了今年的2月份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看法，这就是我们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金融改革，这样一个提法首先是把我们金融改革放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把它视为整个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部分来看待。这不是一个套话，因为在中国经常会出现一些“套话”，对于金融改革来说，这不是一个套话，因为它有非常具体的内容。大致上说来，下一步的改革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重点或者是方向：

　　首先，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大变化，要调整金融体系结构。所谓金融体系结构改革的方向就是，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这四种类型的金融要合理、协调共进。这个目标是公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第一次提出的，从那之后，应该说有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所以提出，在商业性金融之外还要发展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那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任务已经不是纯商业了。大家都知道在下一步中国经济要稳定的成长，还需要发挥投资的作用，而现在给我们留下的投资机会相当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都不一定具有商业可持续性。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农村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国土整治问题，这是最近一次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已经明确的列出来了，这些项目做金融的人都知道没有商业可持续性，而且它的现金流不稳定，时间很长，风险很大。面对这样一些投资对象，紧紧依靠商业性金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有了这样四种金融并举的发展战略。

　　我们也注意到，商业金融之外还发展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金融这是一个世界趋势，今天日本的朋友在，我们最近在研究日本的情况，甚至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日本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政策化了。这个不一定准确，但是它至少揭示了一个现象，现在相当多的投资任务不只是商业性。我最近访问日本，我注意看了各种各样的道路、各种各样的公共基础设施，很多是由政府或者是政府发起的单位来做的，而他们的资金来源靠的是发行国债或者发行地方债，也就是公共的债。这样一种运行机制应当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现象。我作为长期做金融的研究者，我觉得我们金融研究也遇到了一个挑战，也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金融是很复杂的，而且越来越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集体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可能会很深的、很广泛的介入到传统的商业性领域，这个是中国下一步要做的。

　　第二，我们要做的是产品结构方面。刚刚说的是机构，第二是产品，最近习近平主席也明确的指出，我们要“定制化、个性化、差异化”，这几化说的非常专业。由此我们就想到了最近这几年来，由于中国的金融风险凸现，监管部门推行了要把这样一些非标的产品标准化，场外的金融活动拉回场内，表外的金融活动拉回表内这样一些举措。应当说针对当下的金融风险频发以及监管并没有到位的情况而言，这样一些举措是对的。但是作为长期发展来说，正如习主席说的，我们还是要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中国的金融机构就满足于那几个存款，就是那几种贷款，而不能满足现在越来越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第三，我愿意用更大的概念把数字普惠金融概括在内，那就是金融科技。刚刚跟日本朋友交谈的时候，日本朋友对于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有深刻的印象，确实如此，因为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能够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因为我们前面没有障碍。但是我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发现它和原有体制的契合问题也还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互联网金融前几年发展的曲折就说明这了一点。现在要发展金融科技来解决普惠的问题，解决科技产业化的问题，来解决绿色问题。这几个概念大家都知道提出来很久了，普惠嘛无非是让所有有合理金融需求的人能够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基础上，体面的获得金融服务。但是如果说还基于传统的金融结构，传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他得不到。所以我们必须开新路，这个路就是“金融科技”。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结合了好几个内容，我们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才能解决传统在普惠金融发展上遇到的好几个问题，比如说信息的问题，普惠金融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得不到服务对象的信息，准确的、及时的信息我们通过金融科技可以得到，它的信息问题也是发展普惠金融一直遇到的老问题。第三是触达的成本问题，因为普惠金融面对的都是或者是小企业，或者是一个个的个体，甚至是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想要触达传统的金融业是很困难的，尤其是要在深山老林，他们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我们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第四我们可以让他们所有的活动留下足迹，留下印记，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印记的整理、搜集、分析、分配来解决金融业发展所需要的几个要素。

　　前几年在G20峰会上，中国首先宣布“数字普惠金融”，还有一个高级原则，我们看到了要想使得普惠金融真正发展，首先金融科技必须有真正地发展。其他像绿色我们都知道，绿色金融大家说的也很多，但是说实话，现在绿色金融也还停留在说的阶段。有很多自称自诩的绿色金融，其实并不绿色，或者他用绿色的名义获得了金融的服务或者金融的支持，余下的事情还要不断的监督它是不是让它“变色”了，我们始终还要保持它是绿色。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于绿色和金融之间的关系如果还停留在传统的存贷关系上，你是找不到出路的。所以我们必须通过金融科技的发展真正解决绿色的识别问题，绿色的可持续性。

　　再有，科技金融，金融的FinTech，TechFin，翻来覆去，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很明白，一方面我们要用现代的科技改造传统金融，反过来我们要用这样一些新的金融手段支持科技的发展。它的重要性无论强调都不过分，因为创新已经成为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而且我也注意到创新也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首倡之首。怎么创新呢？要用科技来武装，要用科技来改造。中国的词有时候会让人有误解，就是科学、艺术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从科学到技术，到企业，到产品，到有产出，到有就业，中间是一个很长的链条，这个链条需要我们新的金融予以催生。

　　下一步，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金融改革的旗帜下还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贯彻“竞争中性”的原则。大家知道“竞争中性”的原则在官方最早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面对外国记者追问的情况下首次阐述的。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竞争”政策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基点。在3月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李克强总理重申了“竞争中性”原则，我们知道“竞争中性”原则是一套理论，至少涉及到八个方面、十个方面，今天就不细说了。主要的原则就是，要对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各种各色人用一个标准，不要让任何的机构有偏颇，偏颇的获得一些什么，或者偏颇的得不到什么都不行。“竞争中性”的原则如果在中国认真贯彻执行下去的话，现在讨论的很多中小企业的问题，民营企业获得金融资源的问题等等应当说就迎刃而解了。

　　第四，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在加强。这涉及到几个方面，首先涉及到对于金融市场运行最重要的几个指标，比如说利率，比如说汇率，比如说无差异的国债收益曲线。做金融的都知道，利率如果说不能反映风险，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利率会引导资源的扭曲配置。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行之多年，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大家注意，党的十九大“关于金融改革”的时候，是利率市场化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而不是说完成。可见，这个任务是非常繁重的，而且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好。

　　汇率市场化也一样，如果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体，在世界范围内来配置资源，你就要知道怎样是更加有效率的，决定它是否有效率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汇率。如果汇率不能市场化，不能反映国内外相对优势的话，基于它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就有可能也是扭曲的。

　　至于收益率曲线，它是定价的基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收益率曲线，我们所有的定价很可能是扭曲的，很可能会引导我们资源向一些无效率的领域、无效率的机构去倾斜。总体来说，会损失金融效率，最终损失我们经济效率。

　　关于基础设施，其他还有像信用评级体制、整个金融信息的收集整理和集中发布等等，都是我们要做的。

　　总之，我在这样一个致辞里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今天的题目很好“数字普惠助力实体经济”，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就要从实体经济想到金融，返回来从金融再回到实体经济去，这样的话我们探讨金融改革、探讨金融发展它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沿着这样一条路反反复复根据实体经济的需要来想金融，然后再根据金融发展的特征来想实体经济，那么我们整个经济就会和谐，我们就会度过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使得中国经济能够重新获得稳定成长的格局，中国经济稳定，应当说对全球的经济稳定贡献也是正面的。所以我希望今天这样一个研讨在国内外嘉宾的共同努力下，可以取得实质性成果，而且我们下面要表达的意思，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特别针对日本朋友，我最近看了一下材料，时隔十年左右我又重返日本，有非常多的体会，这几年里，日本金融、经济方面有很多新的进展值得我们学习。所以我们今后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经常性的平台，交流经验，为中日两国的经济金融增长做贡献，为全球的经济增长做贡献。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