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蚂蚁上市看金融的普惠性

　　陈志武

　　蚂蚁上市是最近关注度最高的新闻之一，这不仅因为国内外众多股民都希望自己打新股成功，而且因为市值会超2万亿人民币，上市融资量也会破历史纪录。一个开业才16年的公司，市值和业务量都已经是天文数字，这再次显示互联网的确改变了世界。

　　当然，在新闻的背后，我们可能都会问：为什么蚂蚁集团市值这么高？其业务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如果说今天因为蚂蚁给7亿草根大众和3千万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使其市值几万亿，那么，为何以前这些需求一直存在，甚至更多，但却没有传统国有银行、城商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去满足这些需求呢？在看到蚂蚁成为全球羡慕的互联网金融故事之时，我们应该再次思考如何理解金融的问题，尤其是金融的普惠性本质。

　　过去一谈到金融，会习惯性地将金融跟大基建、大制造、大水利等连在一起，也就是将金融跟生产投资和基建融资画等号，忽视亿万草根生活里的金融需要，尤其轻视消费金融，看淡数千万小微企业主保饭碗的金融需求，所以，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超大型的，以跟各种大项目投资与融资相对应。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蚂蚁集团所做的就是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便利，专为这些历来被忽视的金融弱势群体服务，虽然花呗、借呗、网商银行等的总体金额才几千亿元，只相当于几个大型基建项目的投资额，每次借给草根客户的金额才几千甚至几百元，但由于借期短、周转频率快，这几千亿却可以服务几亿个人和家庭，甚至可以给他们一年服务多次；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也这样，金额小、频率高，但服务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数量巨大，惠及到的就业人数和家庭总数都很巨大。原来以为，像这样的“小生意”普惠金融怎么可能赚钱呢？——蚂蚁上市所带出的估值发现，打破了过去的成见：虽然蚂蚁的资产规模只是那些专注大项目的超大银行的零头或者几十分之一，但注重小微金融、服务草根的蚂蚁，估值照样可以很高，甚至是后者市值的两倍。同时，也打破了民营金融靠不住、做不大的成见。

　　雪中送炭是金融的初衷之一

　　以往，关于民营金融和草根借贷的讨论，多出于对“高利贷”的担心和对极少数恶劣个案的提防，就选择禁止民营金融，或者制约民营金融并设置违背市场规律的利率上限，而忘记：设置那些禁止性或限制性政策会大大降低金融的可得性，尤其让普通老百姓(603883,股吧)和小微企业主得不到金融支持，造成极高的社会代价。

　　金融之所以在本质上是普惠的，就是因为对于千千万万家庭和小微企业主来说，平时收入低，勉强能过；但一有短暂失业、出现收入中断，或者发生突如其来的大额开支，他们就需要临时性“过桥”贷款度过难关，否则，会面对生存危机。

　　今年经历的新冠病毒冲击就是典型例子。今年27岁的小赵，在武汉某社区里开理发店已经3年，理发师就他自己和另外一个，店铺不大，但靠手艺吃饭，也有些固定客户。从1月到4月武汉封城期间，小店不能营业，没有收入，可是，店铺虽小，却也“五脏俱全”：房租、水电、员工工资、进货等，加起来费用也不小；在停工近3个月里，小赵亏损好几万。由于他以前建立的客户信任不错，封城期间不少人打电话询问他何时再开张，所以，一旦疫情过去，店子收入不会成问题；问题是封城期间的亏损如何应对？这些“过桥”资金从哪里来？幸亏小赵是支付宝网商银行客户，不需要抵押，就能快速得到贷款，包括在疫情期间享受一个月的免息；这些“过桥”支持让他的店子活下来，在4月8号武汉解封后继续经营。

　　小王在武汉开一家湖南餐馆，叫湘香阁音乐餐厅，过去四年经营得很好。餐厅月租2万，还有自己1万的车贷房贷月供，平时当生意出现资金周转波动时，就通过支付宝网商银行的短期贷款去平滑。疫情封城对她的冲击很大，曾面临关门压力；由于她在网商银行10万元的贷款额度，使湘香阁能“过桥”活下来。4月8号后重新开业，一家人的收入和其他员工的工作得到恢复。

　　蚂蚁集团的数据显示，在武汉疫情回暖的关键期，80%小店面临资金缺口，但缺口量不大，96%商家的资金需求在100万以下，有些小店甚至得到几千元的“过桥”贷款就能度过难关活下来。试想，如果蚂蚁网贷业务像以前一样作为民间金融被禁止，普通人就业谋生所依赖的小店靠什么手段逃过疫情一劫呢？鼓励民营金融、放开民间金融所解决的问题以及所帮助的人数，比限制性政策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好多。

　　历史经验与教训

　　在今年的疫情危机中，广泛的小额贷款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经验总结不是这次疫情特有的，而是普遍规律，也是我们制定政策、思考金融的普惠价值时不能忽视的。19世纪爱尔兰大饥荒的经历可以佐证这一点。19世纪，爱尔兰还比较贫困，经济高度依赖农业，在他们的食物结构中，美洲作物——马铃薯占三分之一，也是近40%爱尔兰人的唯一口粮。之所以从中产阶级到衣衫褴褛的农民，都以马铃薯为主，是因为同样获取1卡路里的热量，马铃薯的价格只是其他谷类作物的三分之一。也正由于马铃薯这么便宜，以至于虽然爱尔兰人很穷，但人口在1750-1845年间照样年均增长1.3%，高于同期西欧其他国家，英国与芬兰增长率1%，法国只有0.4%。

　　当然，食谱如此单调，也蕴含极大风险，与“多样化分散风险”的原则背道而驰：一旦马铃薯歉收，个体就难有替代性食物。1845年开始的疫病造成马铃薯广泛减产，给爱尔兰带来极大灾难。当时，农人对马铃薯晚疫菌（P.in－festans）造成的晚疫病束手无策：真菌的孢子随风飘扬至薯株叶片，随后深入植株内部；等植株本身呈现症状时，就会快速枯萎，收成无可挽回。晚疫病凭借每天约80公里的速度，很快传遍爱尔兰全境：1845年，马铃薯因此减产30-40%；1846年，灾情最为惨重，减产幅度达75%。这直接导致爱尔兰大饥荒，其中1847年最惨，被历史学者称为“黑暗的47年”。直到1851年，“恶魔”才逐渐销声匿迹，马铃薯产量恢复到灾前水平。大饥荒导致爱尔兰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其中一半源于死亡，另一半则由于往外逃荒。

　　在那次灾害期间，家庭和亲缘固然起到一定的扶助作用，但由于左邻右舍都种植马铃薯，族亲力不从心，他们自己也需要别人救济。在跨区域市场方面，尽管爱尔兰的黑麦、燕麦等大宗粮食平常与附近其他粮食市场整合密切，但据历史学家哦格拉达（CormacO'Grada）介绍：一旦发生灾情，那里的粮商就“对风险厌恶过度”，加上到处大骂“发国难财”的道德指责，进口粮食难卖好价，贩粮积极性受压，难有大量外地粮食及时运抵灾区。那时期，教会及国家的救济也很有限，对付不了大灾之急。以当时爱尔兰政府的主要赈济手段——“以工代赈”的工坊为例，大部分工坊都面临资金缺口，而工人连满足基础营养的工钱都拿不到，相当部分人死于频发的传染病。

　　在灾荒面前，遍布爱尔兰的小额贷款机构起到“解燃眉之急”的作用。1840年代，爱尔兰有300多家此类金融机构在各地开展业务：它们每年放出近50万笔贷款，覆盖30万名客户。也就是，按当时的爱尔兰人口算，从此类机构借贷的家庭占当时爱尔兰总家庭数约五分之一。就像蚂蚁的花呗、借呗和网商银行一样，这些爱尔兰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小、借期短，因此，许多低收入农人依靠借款，购买种子及牲畜。古德思彼（TylerBeckGoodspeed）给出如下实例：按时人记述，购入一头猪崽只需20先令，出售成猪的价格则是45先令；因此，即使手上完全没有资产做抵押，农民也可先向小额金融机构借款40先令，其中20先令购置幼猪，剩余的资金足够购买种子、饲料、满足日常开销与还款需求。一般的借款周期为20周，期间农民需要每周偿还本金的二十分之一。算计下来，即使在还清债务后，每养一头猪足以养活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当然，一家可以养多头猪。这些小额金融机构通过发放贷款，可为出资人带来5%的年回报。灾荒来临之时，农民被迫改种其他作物，也可转向养猪畜牧，但前提是有资本支持；在粮食无着的情况下，能否获得及时贷款援助以购粮度荒、筹资生产，攸关农人性命。这是金融救急救荒的方式之一，也是金融普惠性的具体表现。

　　金融机构的舒缓幅度有多大？为估计这一点，古德思彼收集了大量历史数据，详尽分析发现借贷机构确实发挥了救援灾民、恢复生产的作用：第一，相比没有小额贷款机构的地区，有贷款机构经营的地区在1841-1851年间人口减幅要低40%，而之所以有这一效应，一方面是因为贷款使灾民免受饥馑，度过难关，另一方面，贷款使灾民没有必要逃荒他乡。第二，灾荒后，可以获得金融借贷的地区比无贷款机构的地区，在禽畜保有量上显著更高，其中，在家禽一项，有金融供给的地区要高出40%-60%，每家养猪数高一倍多。第三，广泛存在的金融机构便利农民改变以马铃薯为主的生产方式。古德思彼还发现，1845-1846年灾荒肆虐期间，有金融借贷的地区能更快调整粮食种植结构，它们种植马铃薯以外作物的耕地面积，平均比无金融支持的地区高5-8%；至1851年，这一差距更加显著，达到28-39%！实际上，1845-1850年间，当地贷款机构的放贷总额每增加1%，马铃薯以外作物的种植面积相应增加约3%。也就是说，金融市场不仅帮助更多人在大灾中幸存，还增强他们在灾荒之后面对未来风险的韧性——多样化经营需要资本。然而，如果不是这些小额金融机构的支持，大部分爱尔兰农民都掏不出购置猪崽所需的20先令。在当时得不到金融支持的地区，人食人现象也更严重，逃荒移民他乡的人数占比也更高。

　　从爱尔兰大饥荒历史中了解到的另一现象是，1845-1846年间，借贷机构倒闭的概率比平时高出24%；尤其是那些低利率放贷的金融机构，倒闭的比例显著更高。这说明为了让金融机构存活下来，在关键时候发挥救灾救急的作用，应该给它们足够空间按市场供需规律决定放贷利率；如果违背市场规律强行设定极低的利率上限，最终使金融机构得不到该有的风险溢价补偿，让它们面对更大的关门倒闭压力，在关键的时候不能发力，牺牲金融的普惠性。

　　草根金融让社会更稳定

　　古德思彼的研究也发现，相比没有小额贷款机构的地区，可获得金融支持的地区在大饥荒期间所经历的暴力犯罪更少，社会更和谐稳定。胡金焱等三位学者研究了1470-1900年间中国的经历，看明清时期各省的金融发达程度是否影响当地居民应对灾害的能力，有利于社会稳定。在近代金融业发展之前，典当行是旧社会老百姓最重要的融资手段，发挥了类似爱尔兰小额贷款、今天网贷公司的作用：通过提供抵押，农民、手工业者或小微企业主可获取“过桥”借款，以度过青黄不接或本金不足的困难时期。所以，胡金焱他们以各省典当行数量度量本地的金融供给度，此外，还收集了期间各省逐年的旱涝程度与农民起义次数的数据。如果小额金融确实帮助纾解负面冲击，那么，在典当行数量多的地区，农民起义跟旱涝灾害之间的关系应当更加微弱：既然农民可以通过典当借贷度过灾害难关，他们就不必冒着身殁的风险发动起义。

　　这三位学者的分析验证了这一假说：在控制并排除当地人口密度、城镇化率、进士数量、农业适种程度及美洲作物比例等社会与地理因素后，旱灾的出现确实增加当地农民起义的频率；但是，若当地存在较多的典当行，则旱灾期间农民“揭竿而起”频率的增幅会显著更小，证实了金融提升抗灾能力的效果。为什么金融可以起到如此作用？当旱灾来临，粮食短缺，粮价上涨会超出普通人的支付能力，威胁农人生存，迫使他们揭竿而起。胡金焱等学者还发现：典当行分布较密集的省份，旱灾来临时，粮价涨幅更小。

　　伯杰士（RobinBurgess）等对印度的研究，亦有类似的结论：在1957-2000年间，印度各地异常高温会导致当地农民的死亡率、抢劫犯罪率显著上升；然而，如果当地农村有商业银行存在并提供小额金融支持，那么，异常气温导致的死亡率升幅明显更低。他们发现，之所以银行服务有这一效果，是因为在作物种植季节的高温天数越多，收成就会越低，歉收与饥荒概率增加，而如果有银行提供“过桥”小额贷款等金融支持，歉收未必导致众多家人饿死，或迫使他们暴力偷抢。因此，这个效果还是归结到金融帮助摊平意外冲击所带来的短期影响上。

　　新技术带来金融下乡

　　历史规律和当代经验所表明的金融普惠性与社会价值，不断激励不同个人去努力尝试，挖掘金融的普惠潜力。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就是最突出的典例，他在20世纪70历代本着“穷人有信用，信用有价值”的理念，创办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为农民广泛推出无抵押小微贷款。他的影响如此之大，尤其帮助孟加拉妇女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致于他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也出于关注金融弱势群体，正式提出普惠金融（FinancialInclusion）的概念，鼓励金融向草根倾斜，把金融本来就具有的普惠性发挥到更大。但是，普惠金融的早期探索面对不小的挑战，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之前的技术限制，普惠金融的成本太高、效率太低。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如果是人工处理贷款申请、评估申请人信用历史、判断贷款用途的优劣并最终做出贷款决定，那么，放贷1万元和放贷1亿元，所需要付出的评估时间和尽职调查努力基本一样，但由于收费一般按贷款金额的百分比计算，两笔贷款给金融机构的收益可是千差万别，金融机构必然偏好大额放贷，回避小额贷款业务。这也是为什么大银行都会选择大项目融资业务，不愿问津普惠小额金融；同样地，以前尝试小额金融的个人和机构，多以失败告终。

　　但是，在互联网加卫星技术的支持下，蚂蚁走出一条新路。40岁的杨作波，生活在离南昌市2小时车程的余干县，从2016年接手种植村里375亩农田，做规模化经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年水稻亩产千斤，但杨师傅需要找资金支持，也就是，虽然在产出和投入之间有利润，但就像当年爱尔兰的养猪户一样，期间需要“过桥”资金支持。现在，杨师傅比爱尔兰农民幸运多了，用手机支付宝的小程序描点，在地图上圈下自己的地块，几分钟就能从网商银行得到贷款。以前如果向银行贷款，需要递交纸质材料，还要等上好几个礼拜，而现在，只是几分钟的事情。之所以能做到，是因为卫星遥感影像的光谱识别技术，能判断稻田的作物类型、生长情况；通过定期更新卫星影像并进行识别，能分辨出农作物的生长进展情况，加上农户对耕地的自证以及气候、农产品(000061,股吧)市场动态等数据，网商银行的风控系统能预估未来的产量和出售价值，据此决定向农户的授信、提额，提供合理的信贷支持。这样做，不仅授信决策的速度快，风险评估的实时跟进成本低、质量高，而且让网商银行能通过”大数定理“，向千千万万农户和其他金融弱势群体发放小额贷款，以数量取胜。是这些技术进步把每笔贷款的成本降到最低，消除了以前正规金融机构不愿从事普惠金融的最大障碍。

　　中国农村地广人稀，尤其是偏远的山村，银行网点几乎没有，导致金融一直难以下乡。有了卫星和互联网技术，精准了解农户的需求并评估信贷质量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正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杨师傅通过小额贷款，支付部分地租、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年收入80万，净赚20万左右。

　　根据蚂蚁公开的信息，传统商业银行模式下，每笔中小企业贷款的平均人工成本大概2000元，但在互联网智能技术支持下，网商银行每笔贷款的运营成本仅为2.3元。这也是为什么网商银行能服务3000万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业主，数量更多的个人和家庭。在技术推动下，普惠金融走到新高，使几亿农民和城镇老百姓有望得到所需要的金融供给，安排自己的创业和生活，最大化自己一生的总体幸福。正式这样的广大市场前景，蚂蚁上市的故事成为今天的热门新闻。

　　应当更多鼓励民营金融和消费金融

　　据恒大研究院报告，截至2020年6月，全国短期个人消费贷款余额8.08万亿元，在2009-2019年间复合增长率为32%，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40.7万亿，同比增长14.2%。此外，奥纬咨询（OliverWyman）的统计显示，消费贷款余额占现金和银行存款的比重为14%，低于美国的33%。在全国7000万家企业中，98%为中小微企业，但它们得到的正规银行贷款却只占总贷款的22%左右。这些都说明，金融下草根、金融普惠的程度都还做的不够，还有广阔的天地。

　　蚂蚁上市的故事给我们很多关于普惠金融的积极信息，说明不只是大型银行才能赚钱、才创造社会价值；实际上，民营金融更能实现金融的普惠性，帮助稳定社会，而且服务草根也能致富，甚至更能带来社会价值，因为普惠金融直接服务社会。

　　可是，这些积极信息也跟近期关于民营金融、消费金融的负面讨论形成对比，其中，也不乏要求监管部门禁止高利贷、降低合法利率上限、限制消费信贷的呼声。很早以前，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就说，“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或即使是高利贷者为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当农村需要外界的钱来供给他们生产资金时，除非有一个较好的信贷系统可供农民借贷，否则地主和高利贷是自然会产生的。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可能更坏”。费先生的意思很清楚：限制民间金融，受害的是中低收入老百姓和小微企业者；抑制金融供给，不等于解决了社会面对的挑战，尤其在瘟疫和灾害冲击时社会需求还在，最后只是断绝中低收入阶层的出路。

　　在1985至2002年间，美国参议院有位议员叫飞利浦.格拉姆(PhilipGramm)，来自德克萨斯州，一生致力于为穷人推动普惠金融，制定了许多放松金融管制的法律。他之所以为草根呼吁放松管制，就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格拉姆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乔治亚州，家境很穷，父亲残疾没收入，母亲同时做两份工作，才有钱既照顾到残疾丈夫，又勉强抚养三个孩子；当时家境那么艰难，经济风险高，正规银行都不愿给他母亲贷款买房子；到最后，高利贷金融是唯一选择，就这样，他母亲买下自己的房子。格拉姆后来嘲讽地说，“我母亲得到贷款，利率比一般水平超出一半，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呀！可是，据我所知，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在母亲家世里，她是第一个拥有自己房子的人！”意思是，人们当然可以去指责高利贷金融，骂他们剥削、心黑，但是，母亲知道：虽然要支付高利才能借到钱买房，但至少她还能借到钱，能买上自家的房！

　　各国的经历表明：金融管制越严厉，金融服务就越是少数精英（包括精英企业和精英个人）的特权；只有放开管制，在大型银行之外，给各种民营金融以大显身手的空间，才可以有更多的蚂蚁故事，也才可以把技术带来的普惠金融潜力发挥到最大，让每位普通消费者和小微企业都有机会随时获得金融服务。